只要把它从具体条件里抽出来，涂上一层永恒性的油彩，再让一群人日复一日地对它鞠躬，它就会从鲜活的判断，变成尸身人面的神像。
而尸身人面像最喜欢吃活人了。
基础设施霸权的帝国主义会这样诞生，技术标准的祭司教团会这样诞生，救援队的军功贵族会这样诞生。
千载星辰的认识论官僚会这样诞生，监星者法案的保守解释者会这样诞生，灭绝令的程序正义崇拜者会这样诞生。
人之领和人类帝国之间的距离，从来就没有那么遥远，更高的社会形态一朝跌落，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无数次。
到那时，人之领依然会说自己是在救援，依然会说自己是在开源，依然会说自己是在为了更大的“我们”。
甚至它说的每一句话，都能找到足够多的历史依据。
于是问题就会变成：谁来反对这种可能性？
难道指望某个外部敌人吗？
可人之领如今最可怕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很可能比自己的敌人更加正确。
如果说人之领是错的，那些反对它的人往往更加错误——这才是最绝望的结构。
但问题在于，一个文明不会因为自己的敌人更糟糕，就自动拥有永恒的正当性。
人之领也不能。
于是，安宁给出的答案是——人之领必须能够反对人之领。
不是外敌反对它，不是落后文明反对它，不是旧贵族、旧财团、旧军阀反对它，而是它自身必须生长出一种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的能力。
如果说星神是一个迫使众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安宁要成为的那个星神，就不能成为人之领的守护神。
守护神太危险了。
一旦人之领拥有了守护神，它就会开始把自己的历史解释为神意，把自己的制度解释为天命，把自己的胜利解释为某种宇宙论级别的正当性。
到了那时，常乐天君就不再是制衡方案，而会成为人之领神权化的最后一块拼图。
安宁绝不会做这种事情，她不会站在人之领背后，为它的每一次行动加冕。
她也不会站在人之领头顶，对它下达什么绝对正确的神谕，更不会给它写一套永恒有效的道德法典，让后来者跪在那里背诵标准答案。
她要做的事情远比这些恶劣——她要嘲笑人之领。
只要人之领试图把某个符号神圣化，她就要把这个符号拖回历史现场。
只要人之领试图把某个制度解释为永恒真理，她就要追问它最初是为了解决什么具体问题而诞生的。
只要人之领试图把某次暴力处置，包装成纯洁无瑕的文明义务，她就要把死者的名字、程序的缝隙、判断的偶然性和执行者的利益关系，一并摊在桌面上加以质询。
只要人之领试图说“我们代表人”，她就要问：这个“人”是谁定义的？谁被排除在外？被排除者有没有说话的渠道？
如果他们说了话，你们听见了吗？如果你们听见了，为什么还要签字？
这不是道德审判，恰恰相反，这是对道德审判的审判。
安宁不打算告诉人之领什么是善，她只打算阻止人之领轻易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善。
人之领必须明白，自己使用的每一个伟大词汇，都有被反转为新的压迫的可能。
“救援”可以成为支配，“标准”可以成为垄断，“开源”可以成为依附，“灭绝令”可以成为行政化屠杀……这些风险不能靠“禁止”来解决。
因为问题不在词汇本身，问题在背后的社会关系，对这些词汇施加规范性，是空洞和无效的。
你不能命令“救援”永远善良，不能命令“开源”永远自由，不能命令“人之领”永远进步，不能命令“文明”永远不变成吃人的怪物。
所以，常乐天君不会成为人之领的神像。
相反，她会成为人之领的污点，成为它的倒刺，成为它每一次自我歌颂时突然响起的那道笑声。
常乐天君会成为人之领的第三面认知镜子，人之领看向常乐天君，看到的不会是一个伟大的神明，而是自己在另一个角度下的脸。
如果人之领真的仍然是一个活着的文明，它就必须承受这种镜映。
原本它拥有两面认知镜子，第三面镜子要暴露的，就是一个文明在无限镜子长廊里看见的，始终是自己的傲慢与自恋。
它必须允许自己在第三面镜子前感到尴尬、愤怒、羞耻、困惑，随后修改自己的行动以回应问题。
如果有一天，人之领开始试图砸碎这面镜子，那就说明问题已经无可挽回了。
到那时候，常乐天君的存在，就会从讥笑变成敌意，人之领就应该成为新的革命对象。
这才是安宁给众神的答案。
她不会保证人之领永不堕落，她要让人之领在每一次堕落之前，都先听见自己堕落时发出的声音。
如果一个文明还有羞耻心，自然知道这是一种堕落，如果它已经听不进去，那么就活该被后来者砸碎！
当一个文明连自嘲的笑声都无法忍受，它就已经没有资格继续谈论自由与解放。
这就是安宁的欢愉之道，这一切正如马克思所言——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在这里，她会如此再添一笔——
当人们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之后，是否还能形成新的、坦然拥抱历史局限性的观念和见解？
没有超越历史的人，所以历史局限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本身的存在性，拒绝接受历史局限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拒绝接纳自己这一有缺陷的存在，就是存在主义危机和精神瘟疫的大流行。
这一切也不是什么永恒人性的劣根性，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诞生出来的社会精神形态，它是历史性的，是有前提的，也因而是可以战胜的，将其想象为历史的终结和一代人的不幸，恰恰是这种危机最狡诈的形式，它将临时的宣称为永恒的，将可变的宣称为最终的，将腐臭的宣称为美的！
所以，坦然拥抱历史局限性，就是坦然拥抱有缺陷的自己，坦然拥抱塑造了这样的自己的、无可改变的过去。
这种在自我懵懂时期无可抵抗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命运”。
一个人的自由，在最早的时候就以这种方式体现，他放弃了一种幻想，即命运存在一条不一样的可能性。
与命运和解，意味着接纳对自我过去的盖棺定论，然后对让这种命运得以成立的、或远或近、或大或小的社会关系，喊出这样一句话——
我一个都不宽恕！
阿哈以百亿张面孔，行走在百亿颗星球上。上千个琥珀纪来，从未有人觅得祂的身影，直到一位悲悼伶人行至祂身前。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阿哈问。
「你的追随者在笑声最多的地方寻找你，而我反其道而行之。在孩童的哭啼过后，必然迸发的笑声里，你无处躲藏。」伶人答道。
「那么，你想要什么？如你的同胞那般，向我述说万古的悲剧，试图令我垂泪吗？」阿哈问道。
「我什么都不要」，伶人笑着说，「因为我已从孩童的哭啼里，瞥见了欢愉之主的泪滴。」
完结感言
感谢读到这里的各位读者姥爷（鞠躬），无论如何，《逐火》迎来了它的句号。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拯救塔伊兹育罗斯，还是安宁成为常乐天君，都是开书的时候定好的事情，“安宁”这个名字就是为此而取的，本作实际上是一本阿哈的前史。
因为看透了宇宙的荒谬，所以选择成为欢愉；因为深爱着人类的脆弱，所以祈愿他们安宁。
《逐火》这本书在最开始，就是《乐队魔女》的匆匆结束之后，在四天内写出第一章的，也只有在这个结束的时刻，我才清楚地看见了这样一个连续的命题链条——这本书是对《乐队魔女》没能继续写下去的问题意识的继续，也是迷茫的我在现实压力之下探索自我想法的作品。
如果有读过《乐队魔女》的读者朋友，应该能记得雨宫凛音反复质问自己的那句话——
普通和理所当然的人生，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抵达？
与其说是雨宫凛音在问，不如说是我在借她之口在问，而很明显，当时的我没有答案，即便我就是学医的，即便我擅长的就是精神方向，我也没有办法从疾病里拯救自己。
那么现在我有答案了吗？这恐怕也是未知的，但我在《逐火》的写作中的确意识到了这样一件事，确定性是一种幻觉，人总是在未知中前进，然后反过来认识自己的。
于是，《迪迦奥特曼》里的这样一句话，就显得振聋发聩了——
“只要还活着，我就一定要做点什么。”
所以，在现实压力升高、精神逐渐崩坏的时刻，我不再也无法假装自己能够以故事形态写完《逐火》，最终“太阳.城”一语成谶，第三卷星星点灯写成了和《太阳.城》一书相似的、某种对话体的思想纲要。
接受自己的一部作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以理想形态完成，甚至不可能再以故事的形式完成，是一个非常打击人创作自信的事情，但很遗憾，这一刻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挣扎着给它一个收束。
许多错误在开书的时候就已经犯下，这些甚至不是主观的错误，而是我对自己以什么叙事动作和结构来推进故事缺乏自觉。
当文本在警告我故事形态要崩溃的时候，竭力寻找修补办法已经令人精疲力尽，更没有时间反思这一切。
幸运的事情可能是，我坚持完结的执念终于给了我回报，我意识到，问题不在我收束叙事的能力上，而在于我缺乏将叙事升级慢下来的意识，而这是过往副本驱动的写作带来的写作惯性——在《构史学家》的时代，我就在过度依赖用病态性的关系加码来推动剧情。
简而言之，我精于在中等篇幅里构造一个从零基础的外来者到改变整个故事的高完成度戏剧，但是，我缺乏将其变成一个长篇结构的能力。
我决心在下一部作品里尝试训练这种能力，目前来说，被选中的题材是实教，但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医院实习，我无法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这个计划。
总之，我目前已经精疲力尽了。
无论如何。
愿指引明路的苍蓝星永远为你闪耀。
愿公义为你停留，愿幸福常伴你身。
我爱你们。
MI AMA 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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