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必须要澄清，虚无主义和虚无感不是同一种东西。
许多自称虚无主义者的人，真正痛苦的并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无法获得一个确定、稳定、由外部权威担保的意义。
和他们口头上的姿态不同，他们仍然在索要那个东西，仍然希望世界替他们证明生活值得继续。
但真正的虚无者，他们已经放弃了对这种外部确定性的幻想，因而要么走向一种犬儒主义的冷态，要么走向一种以自我行动来创造意义的热态。
在人之领看来，这不是退步，而是一种迟来的进步——精神疾病不是一种“吃饱了撑的”的呻.吟，而是在逐步消灭物质短缺的时候，不断暴露出来的、被生存需求挤压到麻木的腐烂血肉。
旧时代的剥削与压迫并不只摧毁肉体，也会把痕迹刻进意识结构，这些东西不是什么自然就有的、生来不变的神圣人性——对它开战，就是要在精神领域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一场关于美与意义的战争！
这也是纯美星神伊德莉拉注视这里的原因——她感受到的，是一个文明、一个时代对“美”与“创造意义”的强烈呼唤！
于是，她回应了这份呼唤，在这条奇异的世界线中降生。
伊德莉拉的到来，不是要带来和平与秩序，而是要来参与这场地上的起刀兵。
这场战争第一个拆毁的，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概念。
如今的每一个宝钻世界，都有能力轻松地在“衣食住行、水电气网”上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基准线的供给。
对于工业文明来说，没有人消费的产品就是垃圾，只有回收这一条路，空转不是不行，但对人毫无意义。
因而，消费是消费者作为生产网络里一个节点的存在论义务，是为了维系生产网络所必须进行的闭环行为。
只有当产品在生活中被使用，生产网络才真正完成自身的生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不劳动者不得食”就是一个建立在不经反思的私有制幻觉上的道德律令，而这个幻觉的核心，就是“劳有所得”。
正如知更鸟曾经听安宁讲述过的子弹、枪手与死亡的案例，那个案例要说明的是，死亡这一结果究竟该如何拆分因果关系，决定了道德归责。
在这里同样如此，我们必须同样地质问同一个问题——对于某一项劳动来说，使这项劳动得以成立的那些前提要素，在劳动产品的影响分割里，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它们被承认为劳动的一部分吗？
比方来说，对于一位外卖骑手来说，平台算法为他分配了一个地点和一个限时，但是他无法在遵守交规的前提下按时送达。
在这种情况下，“违法”是他的劳动服务得以成立的隐性前提，但消费者肯定拒绝拒绝为了骑手安全或者别的因素放松这个前提要素。
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们愿意，平台也随时能够把新的时间余量转化为利润空间，它们控制某一流通场域的交换规则，实际上在行使这一细分领域的经济主权。
换一个案例，虚拟歌手产业里的调校师处境也揭开了同一个裂口。
没有调校师的劳动，虚拟歌手无法开口唱歌，可是这部分劳动在产品分割与利润实现中，长期没有得到正面承认。
P主ilem曾经在一篇有争议的专栏里写过这件事，大意是：义务劳动至少还被承认为劳动，用爱发电至少还能感受到电，而调校劳动正在趋于不可见——没有人知道你做了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一件事需要被做。
他写下了这些极为尖锐的话语——
【我知道他人的期待。期待是我投入我无成本的爱到一个魔法般的器皿，然后那里就会自动长出奇迹的歌声供所有人享用。】
【可惜事情不是这样运转的，作者什么都不劳作的时候，就真的什么都不会长出来。否则你便无需指望我。】
【你的爱不够真诚吗？为什么从中什么都没诞生呢？】
在旧时代，这个问题被逃避，它是一个过于尖锐的问题，即使提出来，旧制度也无法解决它——只有对私有制的进攻达到一定深度，我们才能系统性地拆解这个幻觉。
这个问题实际上和“子弹与枪手”的案例没有什么不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们是否应该得到回报，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使劳动得以成立的整个因果链条——这是一个取决于如何拆分因果关系的问题。
因此，当我们面对愈发显著的异化矛盾时，答案自己便已经浮现出来了。
一方面，我们无法轻易舍弃人与人之间应当存在某种“差异”的主张，并存在将这种差异合理化、合法化的需要。
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否认，社会化大生产本身构成了一切具体劳动能够成立的前提，没有人是在一个真空的中世纪里劳动的。
“劳有所得”曾经可以弥合这条裂缝，而且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但如今已经再也不能承担这个功能了，因为人们甚至不再对“什么是劳动”拥有共识了——正如上面所述的两个案例。
如果连什么是劳动都没有了共识，“劳有所得”就只会变成一种现存剥削秩序的遮羞布——一部分劳动被承认，一部分劳动不被承认，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自己的文章里，ilem自嘲地写道，他谈论的这个问题很快就不会是问题了——AI歌手不是做得很好吗？
调校师甚至不会成为一个稳定传承下来的工种，正如许多消失在历史中的职业一样，他们的劳动就这样长眠于遗忘的深渊。
但是，随着AI浪潮的泛起，随着skill问题的持续炒作和焦虑，我们必须说，这个裂口已经前所未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它可能就是我们时代的劳动异化问题的普遍表现形式——
“劳动”不再被社会承认为是“劳动”。
于是，即使拥有劳动法，对劳动者也没有意义，因为劳动者根本不被承认在劳动——你是一个懒汉！
一个行业不会同情另一个行业，现代社会的个人原子化同时瓦解了许多行业的内部集体性，但令人深受鼓舞的是，共同的受剥削处境正在重新生成它。
伊德莉拉正是为此而来。
她看见了一场即将和已经发生在人之领内部的全面内战，这场内战将决定纯美的理念在这里如何被诠释——
美究竟是装点盲目的自然力的花环，还是人在解放自己时必须创造的意义形式？
她曾经感受过太一的秩序对美与意义的需要，那是一种康德式的道德律令，如今，她感受到人之领在自我解放中对新意义的渴求。
骰子已经被她押下，这场战争看不见硝烟，但它实际上影响一切。
安宁和格蕾修要复兴地球文明，最终她们发现自己要做的事情，是决定什么才配被称为“地球文明”。
曾经的地球联合国是什么样的，她们难道没有数吗？
在抗击崩坏的时候，反复给逐火之蛾拖后腿的是谁？难道不是地联官僚和所谓的上流精英吗？在初期扩大崩坏能污染的，难道不是那些短视的巨型企业吗？
逐火之蛾在战胜他们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对地球政治的绝对影响力，但这已经太迟太迟了。
地球文明不是一块天然神圣的牌匾，不能因为它曾经存在，就被原样供奉到未来。
如果所谓复兴，意味着把那些腐烂的制度、怯懦的精英、以人类之名背叛人类的秩序重新召回，那么监护矩阵宁愿让深红彻底毁灭它！
她们要复兴的，从来不是旧地球秩序的尸体，而是逐火之蛾曾经用血证明过、却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拥有的未来！
在私有制与私有产权的概念逐渐瓦解之后，一种全新的社会架构变得可能，人之领文明将这种社会形态称为——巨构社会。
在过去的科学幻想中，所谓巨型构造，往往只是被理解为一种规模更大的工程造物。它可以是一座环绕恒星的戴森云，可以是一条贯穿星系的星门网络，也可以是一座连接行星天地的轨道天梯。
在那种想象里，巨构和普通机器并没有本质区别，它只是更大、更复杂、更昂贵，需要更多材料、更多能源、更多工程师——仅此而已。
但人之领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巨构从来不只是工程问题。
当一个造物的尺度，大到必须跨越数代人、调用无数行星的资源、需要一个把这个造物当做生活世界的地区社会时，它就会反过来要求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
换句话说，不是等到建成了巨构之后，它们被动地等待人去使用，而是在建造和运行巨构的同时，社会本身就在持续地被改造为能够承载巨构的组织形式。
就像战锤一样，如果不想要在空间站诞生出“导航者宗族”这种倒退回去的社会组织，那么人之领文明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向前，碾碎旧时代遗留的观念。
这就是“巨构社会”这一观念的起点。
以天琴座船团在雅梵娜之链推进的“戴森球计划”为例，天琴座的船团领航员伊德莉拉提出了一项名为“千载星辰”的科研巨构设想，旨在彻底重塑人之领的知识观念。
乍看之下，这似乎只是某种工程狂想——一座围绕众多恒星展开的科研网络，一个以戴森云来提供物质基础的科研社会，一个持续运行千年、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知识生产机关。
但如果只从工程技术上理解“千载星辰”，那就完全错过了它最关键的部分，因为这一计划所依赖的技术，与人之领已经普及的技术之间，并没有任何代差式的飞跃。
真正重要的，不是它能堆叠多少算力，也不是它试图以恒星作为文明的基础设施，而是它第一次试图把科学共同体本身，从旧时代的个人名誉、学术产权与作者署名中完全、彻底地解放出来！
“千载星辰”不是一个超级计算系统，它是一个文明级别的公共认知器官。
在旧时代，一切科学研究，最终总要附着在“个人所有”之上。
一篇论文要有作者，一个发现要有署名，一个理论要归功于某个天才，一个学派要以某个伟大人物命名。
当然，这并不是说个人不重要，任何具体的创造，总要通过具体的人来发生。
但是，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劳动，已经越来越社会化，这一切都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了。
到了如今的时代，还有人在做研究的时候，不需要依赖分享出来的前置数据吗？不需要依赖开源免费的公共工具吗？
当科学研究越来越强调跨领域协作和“大科学”的整体性，当每一项对认知的推进，都确实地对公共教育体系提出要求时，再继续把知识生产解释为少数个人的私有成就，再将科学研究视为一种天才灵感的神秘示现，就越来越像是一种对创造力的桎梏，而不是解放。
人之领不是要否定个人的创造性，恰恰相反，它要把个人创造性从旧式名誉和私有产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让每一个人的认知活动都能被接入更大的文明思维之中。
这本来就是认知活动的真正模样，用私人占有来切分这种无分彼此的集体认知活动，才是真正的不尊重客观事实。
所以，这就是“千载星辰”的真正野心。
天琴座船团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更巨大的实验室，而是一个能够跨越世代、跨越物种、跨越行星主权体的真正科学共同体。
在这里，知识不再被视为某个人的专属领地，而被视为整个文明对宇宙进行持续追问、理解和自我错误修正的集体过程。
支撑这一构想的核心思想，被天琴座船团称为——双重思维。
在古典逻辑的传统中，人们总是希望建立一个足够完备、足够可靠的真理系统。
比如，只要给出一组清晰的规则，所有问题都应该能被归入“真”或者“假”，这也就是排中律的命令——一个命题，要么可以被证明为真，要么可以被证明为假。
即便暂时没有证明，那也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够聪明、工具还不够强大、时间还不够长。
可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击碎了这种朴素的愿望，它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极其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任何足够强大、又不自相矛盾的形式系统中，总会出现一些命题。它们既不能在系统内部被证明为真，也不能在系统内部被证明为假。
最典型的，就是哥德尔式的自指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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